原标题:民族学考研:中华民族的健壮和安靖(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中华民族的健壮和安靖(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从中华民族打开史及有关特征来看,辽宋夏金几个皇朝并立及彼此冲突的政治局势,对民族联络的打开发生了极为深化的影响。这首要体如今:以契丹族贵族为主树立的辽、以党项族贵族为主树立的西夏、以女真族贵族为主树立的金,都是一度具有强势的皇朝,它们同两宋皇朝构成凌乱的联络,时战时和,这种割裂的政治局势持续了300多年(如从“五代十国”算起,时刻还要更长一些),这必定晦气于中华民族打开的前史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辽、夏、金三朝的政治、社会、文明标明,契丹、党项、女真等族,都已进入到文明程度较高的期间,而两宋皇朝在隋唐皇朝的基础上,在经济、文明方面持续走向新的打开期间。这种政治上的格局,相同会影响到其时民族间交游交流交融的前史平台,比之魏晋南北朝的局势来说,这是一个文明水平更高的前史平台。这必将给前史带来更大的前进。前史辩证法告诉咱们,这是一个争战、拟订合同的年代,一起也是一个文明交融的年代。在人类前史进程中,争战是一种力的竞赛,是我们简略看得见的力的竞赛;而文明的交流、交融相同也是一种力的竞赛,是我们不简略看见的但足以影响我们思维和心灵的力的竞赛。
《辽史·百官志》闪现出契丹族在官制上的特征和创造,设有北面官(含多种等级与相应称号的北面官)和南面官(含多种等级与相应称号的南面官),闪现出官制称号与职掌的细密。辽的礼制缔造也颇具规划,含吉、凶、军、宾、嘉五礼。《辽史·礼志》记:“太宗克晋,稍用汉礼。”(125)它标明礼制是吸收了华夏皇朝的礼的传统。这儿说的“太宗”系指耶律德光,“晋”指五代后晋。《辽史·乐志》记:有“国乐”(辽本朝之乐),“犹先王之风”;有“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有“雅乐”,“自汉今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有“大乐”,“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8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后)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126)《辽史·乐志》记“诸国乐”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宗会同三年(940)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燉煌二使作本国舞。”(127)由此可知辽朝的乐舞,既有继承秦、汉、隋、唐以来的传统的乐舞,又有反映本身“先王之风”和“诸侯之风”的乐舞,是一幅立体的交游交流交融的乐舞画卷。
金朝的准则缔造比之于辽朝相同缜密,有的更甚于辽朝,所不一样的是《金史》的志,先天然(地舆、历、五行、地舆、河渠)后社会(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推举、百官),凡39卷,其“礼”就占了11卷,可见金朝的重礼。金朝学习唐、宋科举取士准则,《金史·推举志一》称:“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类别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身世,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其类别有: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128)
关于考试规模,也有清楚规则: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郑)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129)
金朝推举,曾设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后金世宗指示:“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130)可见关于人才的注重。
《金史》还设有“交聘表”,详记金宋、金夏的使臣交游,反映了其时各族间交游交流交融的亲近情况。
值得留心的是,两宋虽非共同皇朝,但在经济、政治、文明上都得到高度打开,对西夏、辽、金有很大的招引力。特别是宋朝的思维文明、文物准则、前史名著(如《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对周边民族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西夏的社会前史容颜,元朝史官在《宋史·夏国传》后论中有一段归纳性谈论,有助于咱们对西夏的社会前史有一个大致的知道,其谈论写道:
概其历世二百五十8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添加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正人,其能国乎?”(131)
由此也可约略看出,西夏曾一度立国之强,培育人才之盛,“陈经立纪”治国之方,等等。西夏史研讨者关于西夏的政治准则,有比照具体的论说,特别是关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规则令》的论说,证明西夏在准则文明方面抵达了很高的作用:
“天盛律令”是我国中古时期少量民族树立的王朝中仅有保存下来的一部用民族文字颁行的比照无缺的法典。在一起期的我国前史上,除汉族树立的宋朝法典外、契丹族树立的辽朝和女真族树立的金朝都颁行法典,但已都失传或根柢不存于世,辽与金朝法典也都曾是用汉文颁行的。天盛律令用西夏文字刊行于世实属难能可贵,它对咱们研讨我国古代法令的继承、影响和打开,对研讨西夏社会前史都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132)
由此看来,党项族在文明进程上与契丹、女真全体是附近的。
综上,是不是可以认为:辽宋夏金时期,各族间的交游交流交融是在一个文明较高的前史平台上打开的。而契丹、女真、党项各族文字的创造也是这一时期文明进程的一大特征。史载: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始制契丹大字”;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颁女直(真)字”;西夏“元昊克己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133)。文字的创造,不只极大地推进了本民族文明的打开和社会前进,而且各朝打开的译书作业也极大地推进了各族间在文明上的交游交流交融。
《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辽兴宗时,史官萧韩家奴通辽、汉文字,“欲帝知古今胜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34)。唐代史家马总所撰《通历》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邃古,下讫隋末;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君臣论政,为世所重;其《五代史》当指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这三部书在其时可谓贯穿古今,历代兴衰胜败约略可见,由此可以看出萧韩家奴的良苦用心。
金朝的译书作业尤具规划,专设译经所。史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相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慈道德地址耳。’命颁行之。”(135)
辽、金、西夏以本民族文字翻译华夏前史文明典籍之举,一时变成一个前史潮流,极大地推进了各族间的文明交融。从所译之书来看,《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贞观政要》、《新唐书》、《资治通鉴》是最受注重的作品。这既标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之大,也标明其时文明交融之深。这首要体如今最高控制者的治国理念的改变,如辽兴宗与大臣马得臣之间的一段史事,或可反映这一改变的景象,《辽史·马得臣传》记: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
保宁间,累迁政事舍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耿直称。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为南京副留守,复拜翰林学士承旨。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以杀,亡不可以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136)
从中可以看出其时交游交流交融的深化。契丹族的文明进程和华夏前史文明的影响之广泛,在辽朝贵族阶层中也有显着的反映。如辽道宗时太师适鲁之妹的文明涵养和政治才智就是杰出的一例,史载:
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
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 ;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实际生民之命。淫侈可认为戒,节俭可认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赏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蛮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上称善。(137)
这一篇政论不只归纳了《通历》的思维,而且包括了作者自己才智的发扬。辽道宗在位时,有一年皇太后生日,道宗作了一首题为《君臣同志华夷同风》(138)的诗,标明恭喜,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其时的政治风气和前史走向。
金朝君臣熟读华夏史书,且多有谈论,言及获益,是这一时期民族交游、交流、交融的一大特征。《金史·熙宗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沉着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谈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造访,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认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致使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139)
这一段谈论,从唐太宗君臣的政治风仪说到唐朝几代皇帝的得失,致使触及对周成王和周公的评价,足见他们对华夏历代政治控制的经历经历的注重。此后,世宗、章宗亦如此。如?觯鹗雷诖罅ㄒ榉牖牡浼馔荚谟谑古嫒艘蚕萌蚀鹊赖隆K顾倒骸半抻谑ゾ荒苌罱猓劣谑反黹兴妗!?140)金章宗注重修史,注重搜购华夏前史文明典籍,曾下诏购求宋朝“《崇文总目》内所阙书本”(141)。金朝皇帝的这些知道和办法,反映了其时前史文明认同的深度。这种认同必将翻转过来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实习活动,进一步推进前史的打开。其实,在底层民众那里,甚至鄙人层官员那里,这种交游交流交融无时不在,所谓“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番、汉之民皆赤子也”(142)。女真将领一般还把“番、汉军兵”依照女真早年的“猛安谋克”准则(143)组织起来,或作战,或出产,变成真实的命运一起体。
在辽宋夏金时期这一凌乱的前史环境中,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提出的“华夷两安,为利甚大”(144)的理念以?乒茏吹摹蹲手瓮罚谒嘉拿髯饕档拊焐戏⒀锪撕艽蟮挠跋炝Α=鹗雷谠镜囟栽紫嗨档溃骸敖馈蹲手瓮罚啻卫鄞闲耍跤屑耄韭砉庥眯娜绱耍胖际肺抟约右病!?145)金章宗“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本”之举,都是这种影响力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联络王充所论“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慈之文,知古今之学也”,则西夏辽金已近于“诸夏之人”了,正如辽道宗所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146),这是前史文明上的无量前进,是前史辩证法的力气所造成的。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在三个多世纪的大交游、大交流、大交融的进程中,其活泼作用,是把中华民族从打开期间推进到健壮、安靖期间。这个健壮、安靖期间的首要标志是:
第一,中华民族生计空间的扩展。元皇朝的树立,既是这种大交游大交流大交融的成果,又为这个成果——中华民族一起体的健壮和安靖供给了政治条件。在这个政治条件下,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的联络都得以完成,然后健壮了本身。明修《元史·地舆志》写道:“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全国者,汉、隋、唐、宋为盛,然邦畿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全国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8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8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147)生计空间的扩展,便于各族间的联络和中华民族的健壮与安靖。元在中心设宣政院,打点宗教与吐蕃军、政事务;在澎湖设巡检司,打点台湾与澎湖区域。元在全国树立驿站,有利各地各族的交游。
第二,民族交融的加深与民族观念的改变、打开。在《辽史》、《金史》和《宋史》等史书的记载中,这种深度的民族交融和民族观念的改变、打开都有杰出的反映,如:
二月朔日,(耶律)德光服汉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汉朝贺,伪制大赦全国,改晋国为大辽国。(148)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吿六合、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吿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149)
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判决,报之知帝而已。(150)
斡道冲,字宗圣,其先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8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官至中书宰相而没。夏人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画道冲像列诸从祀。道冲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元虞集有《西夏相斡公画像赞》。(151)
洪武初……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152)
丁丑8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断。”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153)
五十8年,和琳等会勘后藏鸿沟及鄂博景象,江孜番、汉兵已敷防卫。(154)
这些记载标明从曩昔那些敌对的理念和称谓到这些调和的理念和称谓,再到“华夷同风”(155)、“混一中华”(156),到“全国一统,华夷一家”(157),这种民族交融,不管执政廷,在兵营,仍是在民间,都现已非常深化、亲近了。这是中华民族一起体在阅历了绵长的前史打开而走向健壮的体现。
第三,注重修撰正史,进一步丰厚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反映出中华民族恢宏的包容性。元朝树立之初,便有修撰辽、金二史之议,继而更有修撰辽、金、宋三史之议,但因“正统”疑问多有歧义,故迟迟未能修撰。“正统”疑问是我国政治史和我国政治思维史上的严峻疑问,它至少在名义上触及新式皇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疑问。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但它脱胎于辽宋夏金这个凌乱的政治局势,如何把“正统”疑问理顺,却成了难以选择的困局。当元顺帝君臣决然招认辽、金、宋三朝都是“正统”时,标明蒙古族贵族集团在民族疑问上更垂青“混一中华”而不再偏重民族鸿沟。重要的是,招认辽、金、宋各自都是“正统”而它们又归于元,标明元朝继承辽、金、宋三朝(当然还包括西夏)的政治遗产,因而,元朝控制者天然就是合法的控制者了。由此可见修撰“正史”与皇朝政治的亲近联络。这从元顺帝(惠宗)至正三年(1343)下达的《修三史诏》看得十清楚白,特别是诏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述得极为清楚:
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准则、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流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先盛德得全国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58)
诏书标明,元从辽、金、宋而来,包括它们的准则、典章和治乱兴亡的经历经历,必定辽、金、宋,就是必定元的“正统”方位。一起,必定辽、金、宋,也反映出蒙古族贵族对其他民族的尊敬。从本质上看,所谓“混一中华”,乃是一个愈加健壮的中华民族。但这也阐明晰元朝君臣是我国古代修撰“正史”传统的真实继承者。而这种继承在《三史凡例》中也有具体的需求,一是关于“帝纪”:“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谓等事,准《南、北史》。”二是关于书事原则:“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159)我国修史传统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前史文明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凡例”中说到遵从《史记》、《汉书》、《新唐书》、《南、北史》、《春秋》的做法,很中肯,也很重要,元修辽、金、宋三史,进一步杰出了我国多民族史学的特征,丰厚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动地和深化地阐明晰这一传统的前史价值。这就是文明影响、文明交融所闪现出的“力”的作用。
这儿还要说到一本与辽、金、宋三史有相关的书,即元代回族史家察罕所撰《历代帝王编年纂要》。察罕(约1245-1322),自号白云,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他所撰《历代帝王编年纂要》,上起传说中的宓羲,下迄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此书遭到仁宗注重,命送史馆。时人程钜夫称:“信白云端在此之编矣”。明代学人黄谏推重此书,补撰其下限至洪武元年(1368),并在序中称此书为“观史之要”。清代学人张海鹏于嘉庆十四年(1809)修订此书,并在跋语中称:此书“未始不为读史者叩关之一钥也”。这部贯穿的“帝王编年”,对辽金宋作平等记叙,反映了元代君臣对前史传统的知道,并得到明清学人的认同和欣赏(160)。
说到正史修撰,明修《元史》和清修《明史》,也相同具有重要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是推翻元朝控制的成功者。元消亡前,朱元璋在《谕华夏檄》中曾宣告“驱赶胡虏,恢复中华”的呼唤(161),但在元亡之后却非常重视修撰《元史》,闪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胸襟。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削之公也。”(162)明朝树立之初,就提起修撰元朝前史之事,足见其注重的程度。当修撰人员齐备后,明太祖对廷臣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务当记载,况史纪胜败,示惩劝,不可以废也。”(163)他进而对修史者指出:
自古有全国国家者,行事见于其时,对错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我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歇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准则疏阔,礼乐无闻,至其继世,嗣君荒淫,权
臣嚣张,干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信,信不见用,全国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正人,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诫。(164)
从这一篇“上谕”来看,明太祖对元朝前史有褒有贬,一起讲到了史学的价值和修史的意义,没有显着的民族的成见和“成功”者的傲气,是一篇稳当的修史上谕。据《元史纂修凡例》及《宋濂目录后记》所言,《元史》修纂是严厉和细心的。宋濂认为:“昔者,唐太宗以开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心于《晋书》,敕房玄龄等撰次成编,人至今传之。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全国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认为世鉴。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其英见高见,若合符节盖如是。於戏盛哉!”(165)宋濂联络古今,发此慨叹,出于其时史家之诚笃,但他说的“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如此,确是道出了中华史学为前朝修撰正史的优良传统。从《纂修元史凡例》也可具体地看到这一优良传统的存在及其意义,如“今修《元史》,本纪准两汉史”,“志准《宋史》”,“表准《辽、金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又如,“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166)把修史的继承联络写入凡例,可见其注重的程度。
《元史》修撰,多据元朝实录,从动议到结束,首尾只需一年,而清修《明史》,首尾阅历90多年,是历朝正史修撰费时最多的。清顺治二年(1645)议修《明史》,至乾隆四年(1739)《明史》才正式刊布,前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究其缘由,一是义例不明,康熙十8年(1679),史官朱彝尊上书总裁官,还提出谈论《明史》义例的需求,这上距议修《明史》已曩昔30多年。二是总裁官的替换,在90多年中,修撰《明史》的总裁官三易其人,先后由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任其责,下一任者在上一任者书稿基础上舶批改,花费许多时日。三是史料的汗漫、舛讹,需要重复删削、修订。《张廷玉上明史表》一文,反映了此种情况:
第以长编汗漫,抑且杂记舛讹。靖难从亡,传闻互异;追尊议礼,聚讼纷拏。降及国本之危疑,酿为《要典》之割裂。兵符四出,功罪难解;党论相寻,贞邪易贸。稗官野录,大都荒诞无稽;祖传碑铭,亦复结壮失实。欲以信今而传后,允资博考而旁参。(167)
为了“信今而传后”,多费时日也是值得的。《明史》新设“土司传”,反映了中心和当地之联络的新方法,也反映了民族交融的新发展。
《明史》修撰成功的严峻意义在于,它是我国古代史上修撰前朝正史的收官之作,标明我国古代每一皇朝都有详尽的前史记载,构成了中华史学之接二连三的前史典籍,它们以无可争辩反驳的实际记载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古代前史。
第四,续修典章准则史,贯穿中华准则文明进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168),文宗至顺二年(1331),“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169)。元修《经世大典》“8百8十卷,另附《目录》十二卷,《公文》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全书含君事、臣事两大有些,君事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等四篇,因运用许多蒙古材料和档案,专设蒙古局纂修;臣事分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六篇,由奎章阁学士院修纂,共十篇。” (170)欧阳玄在《进经世大典表》中指出:“爰命文臣,体‘会要’之遗意,遍敕宫寺,发掌故之旧章,仿《周礼》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171)可见,此书一方面保存了“本朝典故”,具有民族特征,一方面又依照唐、宋《会要》的编制进行编纂,这是在继承中有所丰厚,反映了中华文明在打开中不断吸收各民族的创造而越发五颜六色。
清朝控制者对我国古代典章准则史相同非常注重。乾隆十二年(1767),乾隆撰《重刻通典序》,写道:
此书则佑自言征于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然后教,先礼然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序,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路而不泥其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饱览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读是书者。(172)
在乾隆看来,《通典》远不只是一部前史书,而是一部为政的参阅书。他不只指示从头校刻《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三通”,并在当年命史臣纂修《续文献通考》,其谕旨写道: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综贯历代典章准则,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了然,专家资以考镜。明王圻取辽、金、元、明成果续之,烦芜寡要,未足与“三通”并,且至今又百五十余年矣。我朝监古定制,宪章明备,是宜搜择谈论,以征信从。其自乾隆十年早年,《会典》所载,令甲所布,金匮石室所储,与夫近代因革损益之异,上溯宋嘉定今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大学士张廷玉、尚书梁诗正、汪由敦司理其事,惟简惟要,一切纂辑事宜酌议以闻。(173)
乾隆不满足明代史家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认为它“未足与‘三通’并”,命史臣采择清朝“宪章”及“《会典》所载”,自乾隆十年上溯宋嘉定今后准则,另撰《续文献通考》。乾隆的深意,是要把新近曩昔的前史运动固化为严厉的前史纪录,故特别偏重“惟简惟要”。但清朝的文明工程远不止此。乾隆三十二年(1762),乾隆进而诏命史臣纂修“续修三通”之作,其“上谕”称:
前开馆续纂《文献通考》一书,并添辑本朝悉数典制,分门进呈,朕亲加拆阅。随时判决。全书如今告竣,经该总裁等奏请将馆务中止。因思马端临《通考》,原踵杜佑《通典》、郑樵《通志》而作,三书实相辅而行,不可以偏废。曩因旧本多讹,曾命儒臣详为校勘,镌刻撒播,嘉惠国内。今《续通考》,复因王圻旧本改订增修。惟《通典》《通志》,向未议及补辑,士林不免抱阙如之憾。着仍行开馆,一体修改。一切开馆事宜,着大学士详悉定议具奏。其修书义例,有应仍、应改之处,该总裁等务博稽前典,参酌时宜,而要之以写实无讹,可垂长远。至现辑《续通考》一书,早年所进各门,仅载至乾隆二十五年早年,而接连呈进者,并纂入三十一年之事,先后体系,没有画一。着交新开书馆,将所纂二十四考概行增辑,编载实际,悉以本年为准。添加各卷,即速缮呈览,以便刊版颁行。其《通典》《通志》二书,亦以三十一年为限,以期画一。(174)
从对“三通”的注重到撰《续文献通考》和《皇朝文献通考》,从撰《续通典》、《续通志》到撰《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反映了对典章准则史的认同和继承、打开。
表1 “续三通”、“清三通”之称号与卷数
这些撰述,都在乾隆年间结束(175)。这样大规划地续修我国古代典章准则史,在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阐明晰两个疑问:第一,清朝控制者极为注重典制体史书的传承及其学习意义;第二,清朝控制者认为,本身是前史上典章准则的继承者,故“续三通”时,当有“皇朝三通”(即“清三通”)。这是进一步实施了顺治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维道统而新治统”(176)和康熙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继道统而新治统”(177)的理念。从今日的知道来看,清朝控制者如此大规划地续修我国古代准则史,是从前史撰述上贯穿了中华准则文明史,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准则文明领域的创造和实习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奉献。
综而言之,这篇文章论说了中华民族一起体之安适打开的三个期间。中华民族打开的第四个期间,是中华民族一起体走向自觉的前史打开路途;中华民族打开的第五个期间,是中华民族一起体自强自傲地迈向巨大复兴的方针。这两个期间是中华民族一起体近现代史上的雄伟华章,笔者当另作专文谈论。回来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修改: